CZ 特赦后首度深谈：关于 40 亿罚金、自由代价与“不能说的秘密”

整理 & 编译：深潮 TechFlow

嘉宾：CZ

主持人：Chamath Palihapitiya

播客源：All-In Podcast

原标题：Binance CEO：4 Months in Prison， $4 Billion Fine， and What Comes Next

播出日期：2026 年 2 月 10 日

要点总结

4 个月监禁、40 亿美元罚款，这笔加密史上最昂贵的学费，让 CZ 换来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视角。

在本期播客中，Binance 创始人 CZ 首次公开谈及他从普通移民孩子到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他不再避讳那些敏感的褶皱：被限制出境的滞留生活、狱警冷冰冰的“帮派建议”、以及与 SBF 决裂的真实始末。从麦当劳打工到辞去 Binance CEO 职位，CZ 分享了他的成长故事、职业生涯转折点，以及对加密货币行业未来的洞察——一个不发币的教育帝国 Giggle Academy，以及由 AI 智能体主导的下一代支付愿景。

深潮 TechFlow 整理了这场历时两小时的对话，试图带你穿透千亿身价的迷雾。

精彩观点摘要：CZ 归来后的五个“自白”

1.关于铁窗生活：恐惧、误解与“奢侈”的自由

外界对 CZ 的狱中生活充满猎奇想象，但他坦承了真实的恐惧与荒诞的经历。

• 恐惧勒索与“帮派”乌龙： CZ 坦言，判决后媒体大肆渲染他是“史上最富有的囚犯”，这让他极度担心自己会成为狱中勒索的目标。入狱第一天，狱警曾建议他“加入太平洋岛民帮派寻求保护”，这让他一度非常恐慌。但后来发现这只是因为亚裔面孔稀缺，被分到了一个仅有 6 个人的少数族裔小组，并未遭受霸凌。
• 重新定义“奢侈”： 自由的滋味体现在最微小的细节上。CZ 回忆道，狱中的淋浴间狭窄如盒，转身都会碰到墙壁。出狱后他感到最奢侈的享受，竟然是“在一个宽敞的、不用碰到墙壁的淋浴间里洗澡”以及“看到一盘新鲜水果”。
• 离开的 26 分钟： 获释当天，从走出监狱大门到登上飞离美国的飞机，整个过程仅用了 26 分钟。

2.关于监管博弈：心理战、手铐照与被迫放手

揭秘 40 亿美元罚单背后的谈判细节，以及作为创始人最艰难的妥协。

• 司法部的“心理战”： 谈判过程被 CZ 形容为“炼狱”。他透露 DOJ（司法部）擅长使用“沉默战术”——在拒绝条件后保持两周的死寂，利用这段时间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 。他认为对方非常清楚，“两周是最佳施压时间”。
• 未遂的“手铐摆拍”： 虽然法官判定无需监管，但 DOJ 曾强烈要求当场给他戴上手铐带走。CZ 怀疑这纯粹是为了拍一张他被捕的照片用于宣传，好在法官驳回了这一要求。
• 含泪辞任 CEO： 辞去 Binance 管理职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认罪协议的一部分。CZ 承认这是最艰难的决定，当时甚至落泪 。但他意识到，只有放手，Binance 才能在反加密货币的监管环境下生存下去。

3.关于 SBF 与 FTX：拒绝背锅，还原恩怨

针对“币安搞垮 FTX”的阴谋论，CZ 进行了正面澄清。

• 早已退场： CZ 强调，币安早在 FTX 崩盘前一年半（2021 年 7 月）就已完全退出股权，并不知道其内部财务状况。
• “他想在这个行业里杀死我们”： CZ 透露了与 SBF 决裂的细节：即便币安曾是 FTX 的股东，SBF 仍在华盛顿政界背后诋毁币安，甚至用 5 倍薪水挖角币安的 VIP 客户经理 。CZ 直言 SBF 是在利用监管攻击竞争对手。

4.关于未来赛道：AI 智能体将重塑加密支付

卸任后的 CZ 将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这也是本次访谈中最大的 Alpha（财富密码）。

• AI Agent 是最大的加密用户： CZ 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观点：未来每个人后台将有成百上千个 AI 智能体（Agents）工作。这些 AI 无法在传统银行开户（无法通过 KYC），因此它们注定只能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价值交换。
• AI 交易量的爆发： 他预测，未来链上的高频交易和资金转移，绝大部分将由 AI 智能体完成，其频率和规模将远超人类。
• Giggle Academy 绝不发币： 对于他的新教育项目，CZ 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发行代币”。他认为一旦引入代币激励（Learn-to-Earn），用户就会变成“薅羊毛的矿工”，从而背离教育的初衷。

5.关于财富与人生：漏水的屋顶与“普通人”

剥离“首富”标签，还原一个生活低调、追求内心平静的 CZ。

• “漏水屋顶”的隐喻： 尽管身家千亿，CZ 透露自己住的房子是“三四手旧房”，客厅屋顶每隔一个月就会漏水，但他并不在意，认为“只要功能够用就好”。
• 金钱只是“一条线”： 他坦言，一旦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对他来说是在 2018 年登上福布斯封面后），金钱就只是一条线，不再能带来更多快乐。
• 当下的满足： 相比于管理万亿帝国的压力，CZ 现在更享受不用每天开 20 个会议的生活 。他认为真正的成功不是成为天才，而是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拥有好运气。

从中国到加拿大

Chamath：CZ，欢迎来到《All In Podcast》，我想从头聊起，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你在加拿大的早期经历和我有些相似，你曾在麦当劳打工，而我则在汉堡王工作过。不过在那之前，你的父母是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对吧？

CZ：

我父亲其实早在 1984 年就去加拿大学习了，他在中国是一名教授，后来参加了多伦多大学的一个交流项目，几年后他去了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我们那时也在申请移民，但拿护照非常困难。我们大概在 1985 年开始申请，花了两三年才拿到护照，然后又花了几年时间才拿到签证。

在后来就不再轻易发放新的护照了，重新申请护照变得更难。但我们很幸运，在事件发生前一年拿到了护照，之后签证反而更容易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件事反而帮助了我们获得签证。  

Chamath：你们一家团聚后，父母都工作了吗？他们做什么工作？

CZ：

我父亲继续在大学当助理教授，每月有 1000 加元的生活津贴。我们还住在 UBC 提供的低租金教职员工宿舍里，所以住在校园里。我记得我们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妈妈就去了一家缝纫厂工作，做衣服。她在中国是数学和历史老师，但因为英语不好，没法找到相应的工作，只能去工厂打工，拿最低工资。她在工厂工作了七到十年。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麦当劳，我记得当时是 14 岁还是 15 岁，当时的最低工资是 6 加元，不过麦当劳只付 4.5 加元，这比最低工资还低。因为他们似乎有某种特殊豁免，允许雇佣很多年轻人。我记得我在 14 岁生日那天申请了这份工作，一周后就开始在那里翻汉堡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收入。

CZ 的普通早期职业生涯

Chamath：你并不是那种天才型技术少年，整天埋头编程、学习计算机科学的那种人，对吧？

CZ：

我不会这么形容自己，我觉得自己算是个技术型的人吧。我学的是计算机科学，高中时就对编程感兴趣，也学过一些编程。不过我并不是那种天才程序员，也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我觉得自己算是个不错的程序员，职业生涯中也写过一些还可以的代码。但到了 28 岁到 30 岁左右，我开始慢慢远离编程，更多地从事商业开发、销售等工作，大概有 8 年的时间，我主要做这些事情。

Chamath：所以你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移民孩子，努力适应加拿大的生活。那你有很多朋友吗？

CZ：

我有很多朋友，既有亚洲朋友，也有非亚洲朋友。不过在我们学校，大多数亚洲人都会和亚洲人一起玩，但我是个例外，我有白人朋友，也有其他背景的朋友。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时期真的很棒，那是我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觉得那些年让我成为了一个开朗、快乐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开心的人。

Chamath：你的大学生活是那种典型的大学体验吗？你是怎么支付学费的？

CZ：

我每个暑假都会打工，学期中也会做兼职，所以我没有欠债，我也没有申请学生贷款。第一年，我向我父亲借了大约 6000 加元。第二年资金还是有点紧张，我姐姐借给了我 3000 加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任何人要过钱，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

Chamath：所以你是从麦吉尔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的？

CZ：

其实我没有从麦吉尔大学毕业。我在那里读了四年，但在第三年时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后来一直延长实习期，最后就没有回到学校。后来我才发现，申请日本的工作签证需要学士学位，所以我通过一个叫“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 （American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的在线教育项目拿到了学位。

Chamath：那你当时是在哪家公司实习的？

CZ：

我在东京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其实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一直在做编程的工作。最初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写模拟软件，到了三年级，我加入了一家位于日本东京的公司，叫做 Fusion Systems Japan，他们专门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开发订单执行系统。

Chamath：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觉得这是一次冒险，想去东京住一个夏天？

CZ：

是啊我当时还是大学生，住在东京就像是一个梦想，第一次去那里就像是来到了未来的世界。当时我主要是写订单执行软件，类似于现在 Binance 所用的软件。

Chamath：当你第一次接触这种软件时，你是立刻觉得“哇，我喜欢这个”吗？还是说只是因为工作需要，你理解了它的概念，然后去做？

CZ：

一开始只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当时我还很年轻，对各个行业都不太了解。其实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他们让我开发一个数字成像存储系统，类似于 iPhone 的照片应用，但这是为尼康开发的医疗成像系统。不过很快，我就参与到公司主要的产品——订单执行系统的开发中。这后来就成了我职业生涯的重点。我喜欢这个领域，因为它需要很高的技术能力，所有的事情都围绕效率展开，要让系统尽可能快，处理延迟尽可能低。这种追求效率的过程让我非常着迷，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对效率非常执着的人。

Chamath：当你看到那些高频交易公司，他们为了优化效率和降低延迟甚至会设计自己的断路器，搭建自己的光纤网络，只为了减少几毫秒的延迟。这种需求在软件中是如何体现的？当你编写这种软件时，如何在代码中优化这些边界条件？

CZ：

首先，你需要确保你的软件高效快速，比如移除所有的数据库查询，把所有数据都存放在内存中。然后尽量减少额外的计算步骤，简化交易前的风险检查。更高级的优化是使用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这是一种安装在网卡上的网络芯片卡，这样你就不需要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处理器再返回内存。

当时我还在写代码，大概是十年前，这种往返的延迟大约是 100 微秒。而通过避免这种往返，可以将延迟减少到 20 微秒。接下来，你还可以通过升级物理基础设施，比如在数据中心进行共置 （co-location），进一步优化速度。

Chamath：在 AI 领域，我们十年前就发现，GPU 的效率很低，比如数据从 GPU 传到 HBM 再返回的过程非常低效，所以我们直接用 SRAM，在芯片上完成所有操作，这种方法在推理阶段的解码过程中非常高效。那么，高频交易为什么没有类似的尝试？我知道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很常见，但为什么没有人设计专用的 ASIC（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还是说其实有人做了，只是我们不知道？

CZ：

我认为这种方式并没有大规模应用。主要是因为高频交易的算法变化太快了，硬件设计确实高效，但一旦需要改变设计，会非常耗时。而 FPGA 已经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了，即便是 FPGA，重新编程的周期也比软件慢 10 倍。

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那家公司成功吗？

CZ：

很成功，那家公司在 2000 年之前被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以 52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那家公司被收购后，母公司和原公司之间出现了文化冲突。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并购并不总是成功的。后来公司的合伙人又创立了一家新公司，但那家公司只维持了一年，因为花费很大但没有收入。

那家公司倒闭后，我开始寻找新工作。当时 Bloomberg 在招聘，我拿到了工作邀请，后来搬到了纽约。9·11 之后的纽约很安静，但很快恢复了活力，我在 Bloomberg 工作了四年，做的还是和之前类似的事情。

创办上海的第一家公司

Chamath：后来你辞职搬到了中国。这是怎么回事？

CZ：

2005 年初，我在日本认识的一些朋友在讨论创办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都在亚洲，讨论过几个选址，比如东京、上海和香港，他们觉得上海可能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的中心。回头看，我们应该选择香港，因为从那以后，香港的金融科技发展得更快。所以我在 2005 年搬到了上海，我们一共六个人，想创办一家新的 IT 初创公司，我们有丰富的华尔街交易技术经验。我们的想法是，把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经纪公司和交易所提供服务。

我们到了上海后，他们又租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办公室，但其他的事情，比如股东权利、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区别，我一点都不懂，我完全不知道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我只是觉得，干就完了。我算是团队里的一个小合伙人。到了中国之后，因为我会说中文，所以我开始和潜在客户交流。我去找经纪公司谈业务，结果发现我们公司注册的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WFOE），而中国的经纪公司和金融机构不能和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我们是在公司成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于是公司转型，开始为任何公司提供 IT 系统服务，类似于外包服务。我们可能会修打印机，也可能会为客户实施 SAP 系统，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们靠这个活了下来，我们的客户中有很多是汽车行业的，比如上海通用汽车、上海大众、上海第一汽车，他们都是我们的客户。大概三四年后，我们开始在香港开设办公室，开始与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和瑞士信贷合作。公司逐渐发展了起来，算是成功了，公司现在还在运作。

Chamath：那家公司后来发展到多大规模？

CZ：

最多的时候大概有 200 人，根据我所知，直到现在公司还是维持在这个规模。

Chamath：那作为一个小合伙人，你是靠分红来赚取收入的吗？

CZ：

是的，不过其实我们并没有分到太多的利润。我当时把大部分存下来的钱又重新投资回了公司，我一分钱都没有套现。但过了几年，公司开始变得足够稳定，能够支付合伙人不错的薪水，甚至可以让我们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接受教育，我们当时的年薪大概是六位数。

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吗？你是怎么认识你前妻的？

CZ：

我是在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认识她的。那是 1999 年，我去东京实习的时候遇到了她，后来她来看我，我们就在纽约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

初识比特币

Chamath：那么到了 2013 年、2014 年，后来发生了什么？

CZ：

我接触到了比特币。当时有个朋友对我说：“CZ，你得看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比特币的事情，然后从 2013 年 7 月开始接触它。当时有一个叫 Bitcoin Talk 的论坛，我从那里获取了很多信息。当时 Bobby Lee 对我说：“把你净资产的 10% 投资到比特币上吧。最坏的结果是它归零，你损失 10%。但更有可能的是，它会涨 10 倍，这样你的净资产就翻倍了。”我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开始更认真地学习比特币，花了六个月时间仔细研究白皮书。

到 2013 年底，我终于完全被说服了，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行动了，但那时候比特币已经从 2013 年年中的 70 美元涨到了年底的 1000 美元。我当时觉得自己来晚了，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入场。其实无论你什么时候进入比特币，你都会觉得自己来晚了，因为你接触的每个人都比你更早买入。

Chamath：那你在学习比特币的时候，有和别人交流吗？上海有相关的社区吗？

CZ：

上海的比特币社区当时非常小。我基本上是和任何愿意和我交流的人交谈。我还有几个在台湾的朋友，他们当时在台积电 （TSMC） 工作，尝试开发比特币的挖矿芯片。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 2013 年 12 月，当时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比特币大会，我飞过去参加了。那是一个大约 200 人的小型会议，但整个行业的核心人物都在场，Vitalik、Matt Roszak、Charlie Lee 都在，还有很多其他人。其实很多人到今天还活跃在这个行业。当时会议之前，刚刚发生了 Silk Road 创始人 Ross Ulbricht 被捕的事件。媒体都在报道，说比特币是毒枭用的工具。但当我去了那个会议之后，我发现与会的都是一群年轻人和极客，他们都非常友好，比如 Vitalik，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

Chamath：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在那家公司工作吗？是在兼职研究比特币吗？

CZ：

是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和合伙人说，我们应该做一个比特币支付系统。当时 BitPay 是这个领域的领军者之一，他们在 2013 年刚刚融资了 400 万美元，是一个非常大的玩家。

Chamath：所以你当时是想，“我们应该做一个 BitPay 的版本”，然后你的合伙人就说，“你在说什么？”，而且那时候你自己还没买过比特币，对吧？

CZ：

是的，那时候我可能只有一个比特币。然后我就告诉我的合伙人：“听着，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那时候我意识到有两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互联网，但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没能做太多事情。另一个就是比特币。当时我 35、36 岁，我不想再错过了，我觉得下一个类似的技术可能要等 15 年后才会出现。

Chamath：当你去拉斯维加斯，看到那些 22 岁的年轻人时，有没有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

CZ：

其实 35、36 岁还算可以，那时候还不觉得自己特别老。但我当时觉得，下一个类似的技术可能要 10 到 15 年后才会出现，可能是 AI。今天我会说，我生命中有三项基础性的技术，但那时候，比特币就是我唯一的关注点。所以对我来说非常清楚，我必须在这个行业做点什么。

于是我告诉我的合伙人：“我要辞职了，我要投身比特币行业。” 那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比特币行业。我还需要买比特币，但我手头没什么钱，所以我决定卖掉我在上海的公寓，用这笔钱去买比特币。

全力投入加密货币行业

Chamath：那你把房子卖了之后住在哪里？是租了一套公寓吗？

CZ：

是的，我把房子卖了，我们在那里租了一套公寓住下 ，当时我的家人也搬到了东京，而我则继续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来回跑。其实那段时间，我也开始和家人逐渐分开了，因为工作关系我需要频繁出差。

我那套公寓大概以 90 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接近 100 万美元，然后我就用这笔钱开始买比特币。因为卖房款是分批到的，每次收到一笔钱，我就立刻用来买比特币。第一笔钱买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是 800 美元，然后价格开始下跌到 600 美元、400 美元，我最后的平均买入价大概是 600 美元。  

我一边买比特币，一边找工作，我只找比特币行业的工作，非常明确。但其实我找到工作并没有花太久，从我决定辞职到最终找到工作，大概也就两到三周的时间。  

Chamath：那么最后是谁雇了你？

CZ：

我最开始和 BTCC 的 Bobby 谈过，他想要雇我，但后来 Blockchain.info 出现了，我遇到了 Roger Ver。当时 Blockchain.info 刚刚成立，创始人是 Ben Reeves，当时刚刚聘请了 Nicholas Cary 担任 CEO。我是团队里的第三个人，职位是工程副总裁 （VP of Engineering），因为我们想保留 CTO 的头衔给 Ben。

但是后来不太顺利，我们把团队扩展到了 18 人，后来 Peter Smith 加入公司担任 CFO，他希望为 Blockchain.info 融资。后来公司的文化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不太适应就离开了，我招募的一些开发人员也相继离开。我在那家公司待了大概六七个月，最终并没有取得太好的结果。但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我加入 Blockchain.info 的时候，Ben Reeves 告诉我：“我们没有实体公司，没有办公室。所有人都远程工作，我们只用比特币支付工资。”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也是我从那家公司学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这种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在 Binance 被广泛应用。我还学到了关于营销的东西，当时 Blockchain.info 是行业中最大的用户平台，而他们的整个营销策略就是在 Bitcointalk.org 上的一条帖子，Ben Reeves 就是通过不断回复这条帖子，把平台发展成了一个拥有 200 万用户的巨头。

我当时就想，原来可以通过这种游击式的营销方式取得成功。  所以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公司的文化变化让我觉得不适合自己，于是我决定离开。后来 He Yi 聘请我加入了 OKCoin。她对我说：“为什么你要为一家钱包公司工作？你的经验是处理订单执行和交易所的。” 所以她让我担任 CTO。  当时 OKCoin 向我提供了 5% 的股权，而当时 He Yi 在 OKCoin 拥有 1% 的股份，她邀请我成为公司更大的合作伙伴。  

就这样我加入了 OKCoin，但这段经历也没有持续太久，我工作了大约八个月，因为我发现 OKCoin 的文化也让我感到不适。比如说他们的促销方式让我不太认同，他们会宣传手续费折扣，但实际上用户必须主动申请才能获得折扣，而不是自动适用于所有人。这些小细节让我觉得不太对劲，所以到了 2015 年初我决定离开了。  

Chamath：那么，从那之后你是怎么开始 Binance 的？

CZ：

2015 年，我和几个老同事决定在日本东京创建一家比特币交易所，因为那时候 Mt.Gox 的崩溃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日本市场出现了一个真空。就在我决定离开 OKCoin 的那一天，有两个开发人员来找我，然后我们决定成立一家公司，我担任 CEO，持有更大的股份，并负责融资。我用自己的积蓄支付他们的工资，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拿。

我们三个人很快做出了一个交易所的演示版本，我们下载了一个开源的交易所软件，然后稍微优化了一下用户界面，让它看起来更吸引人。  我当时很坦诚地告诉别人：“我们在两天内快速做了这个演示。这只是一个概念验证的原型，用来展示想法，但不是最终的产品。”  

我们还写了一个脚本，从 Bitfinex 获取市场数据，我们简单地复制了他们的订单簿，看起来非常活跃。这个演示非常生动。投资者看到后觉得：“哇，这个技术很棒。”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演示。当他们问我一些技术细节时，我可以给出非常深入的回答。比如他们问我：“你是怎么设计这个系统，让它成为一个高效的交易所的？” 我会跟他们讲内存撮合、数据库优化这些技术细节。    

以当他们问问题时，我可以深入作答，展现出我的专业知识。他们建议我：“你为什么不把这套技术卖给其他的交易所呢？因为日本的大多数交易所技术都不太好。” 我觉得有道理，于是我开始和一些交易所接触。大概两周后，我们就和其中一家交易所签了合同，他们花了 36 万美元买下了我们的系统，并先支付了 18 万美元的定金，这笔钱足够支付团队的工资了，我非常高兴。于是我们从计划运营自己的比特币交易所，转型为一家交易所系统提供商。  

大多数人都把创业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创业就像 Facebook 的故事一样，在大学宿舍里搞个项目，突然就有了上百万用户，但实际上像 Binance 或者 Tesla 这样的公司，成功的过程是一步步艰难摸索出来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努力过程，从一开始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觉得 Facebook、微软和 Google 是少数的例外，它们从第一天起就很成功。但正是这些例外的故事，塑造了人们对创业的错误认知。其实，99.9% 的成功企业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去看其他任何成功的公司，几乎都是通过不断努力才走到今天的。  

币安的创立之路

Chamath：带我们回到 Binance 创立的那一刻吧。

CZ：

当时我们正在授权交易所软件，这个业务发展得还不错。我们有大约 30 家交易所客户，这个业务持续了几年，而且这还是一个 SaaS 模式的业务，我们称之为“交易所即服务” （Exchange as a Service），我们向客户收取固定的月费，这些交易所平台每个月都会支付费用给我们，是个非常稳定的业务。  

每新增一个客户，我们的收入就会有一个台阶的增长。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但到了 2017 年 3 月，中国政府关闭了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们当时只是软件供应商，并没有直接运营交易所业务，但问题是我们的客户都没了，所以我们的业务也没了。到了 4 月和 5 月，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转型。到 5 月底，我的团队里有三个人提议做一个模仿 Poloniex 的项目，Poloniex 是当时最大的交易所之一，但三天后他们又提出要做一个链上聊天交易软件。然后我提议：“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做一个交易所呢？我们已经有现成的交易系统，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改造成一个只支持加密货币之间交易的系统。” 于是我们在 5 月决定再次尝试运营自己的交易所，团队也同意了。

当时团队有 20 个人，我们有很多技术人员，但没有专门的市场团队，然后我们决定自己来运营一个加密货币对加密货币的交易所。最开始我们是打算通过风投融资的，但当我看到 Link 的 ICO 成功后，我改变了主意。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 ICO，我在 2017 年 6 月中旬参加了一场会议，所有人都在说：“CZ，你必须做一个 ICO，真的得做一个。” 到了 6 月 14 日，我对团队说：“我们要做一个 ICO，赶紧写一份白皮书。”  

之前在 Blockchain.info 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认识我。Blockchain.info 是当时最流行的平台。而在 OKCoin 时，我是 CTO，也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我还负责国际市场的业务，因为团队里没有其他人能用英语沟通得更好，所以在社区里，我算是有点名气的。要做 ICO，你需要有一定的声望或者资历，特别是当你在行业早期就参与进来的时候，你去几次行业会议，可能一开始只有 200 人参加。到第二次的时候大家就会认识你，到了第三次大家就觉得你已经是专家了，所以我在社区里有一定的声誉。

Chamath：那么，谁是 Binance ICO 的买家呢？

CZ：

说实话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完全知道。从人群分布来看，应该有 80% 到 90% 是中国人，剩下的就是一些国际投资者。数据显示大概有 20,000 人参与了我们的 ICO，当时 Binance 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只有少部分人因为我的行业背景认识我，仅此而已。  

Chamath：所以即使当时中国政府关闭了交易所，但 ICO 是被允许的？

CZ：

那个时候 ICO 并没有被禁止，确切地说，它既不是被允许的，也不是被明确禁止的。让我澄清一下：我们之前服务的客户主要是法币交易所，而不是加密货币交易所。2017 年 3 月时，加密货币交易所并没有被禁止。它们是在我们开始运营 Binance 后的 9 月才被禁止的。  

Chamath：你们卖掉了公司多少股份？

CZ：

我们没有卖掉任何股份，我们只是发行了代币，没有股权转让。我们推出了一种新的代币 BNB，这个代币现在还在流通。我们当时决定出售 60% 的代币，目标是筹集大约 1500 万美元，因为我们是用比特币进行代币化。  

BNB 设计的最初经济模型，但最主要的是：如果你持有 BNB，当你在 Binance 上进行交易时，可以享受 50% 的手续费折扣，这是我们计划在平台上线后很快实现的功能。此外我们还提到，未来 BNB 会拥有自己的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以及其他三到四个功能。  

Chamath：所以当时你们一定很兴奋吧？毕竟筹到了 1500 万美元，现在可以启动交易所了。但到了 9 月，政府禁止了交易所运营。你们接下来怎么办？

CZ：

是的，9 月 4 日中国政府的七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宣布：第一，加密货币交易所不再被允许；第二，ICO 也被禁止；第三，挖矿也被禁止。我们当时就决定搬走，虽然中国是我们最大的用户群之一，占了大约 30% 的用户，但我们还有 70% 的用户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所以我们觉得，即使失去这 30% 的用户，我们依然可以生存下去，甚至可以活得很好，于是我说：“我们搬吧，搬到东京去。”  

Chamath：当你们刚推出 Binance 的时候，它是一炮而红的吗？还是说你们花了很大的努力，才找到产品市场的契合点，吸引了最早的一批狂热用户？这种病毒式传播是怎么开始的？你们的流动性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CZ：

可以说 Binance 的产品在一开始增长得还不错，但我们的代币价格在 ICO 后下跌了。它从 ICO 的价格下跌了 30% 到 40%，花了大约三周时间才恢复。当我们推出产品时，由于当时加密货币市场依然很火热，我觉得产品市场契合度是有的，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只是一个专注于加密货币对加密货币交易的交易所。  

Chamath：所以 ICO 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吧？因为用户会想：“我现在持有这个代币，我可以享受交易手续费的折扣。” 这就是他们选择 Binance 的原因吧？但是 Binance 的架构是不是也更好，比如速度更快或者更稳定？

CZ：

是的。我们上线后，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在 Binance 上下单的速度比竞争对手的平台快得多，交易系统的性能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最大的平台有 Poloniex 和 Bittrex，中国还有一些交易所，比如火币和 OKX。在西方市场，有 Coinbase 和 Bitstamp。

Chamath：你是怎么面对这种成功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真的在发生吗？”

CZ：

确实有一些非常不真实的时刻，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有一次，我问团队的财务负责人：“我们的收入是多少？” 她说：“几百个比特币。” 我当时觉得：“这太疯狂了，我们不可能赚这么多……你确定吗？” 她说：“是的，我们确定。” ，我当时真的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上线三周后，BNB 的价格开始恢复。BNB 在 ICO 时的价格是 10 美分，后来跌到了 6 美分。后来 He Yi 加入了 Binance，我们宣布了她的加入。接下来的两三周，每次我睡一觉醒来，代币的价格就涨了 20%。我去开个会回来，代币又涨了 20%。我去趟洗手间回来，代币又涨了 20%。  

Chamath：那你很快就会意识到，“等等，我已经很有钱了。”

CZ：

这个意识稍微晚了一点，大概是在 2018 年初，也就是六七个月后。《福布斯》把我放在封面上，那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  

Chamath：那你觉得什么是金钱？它重要吗？我的意思是，你是到了 40 多岁才变得富有的，那么在那个年纪，金钱对你来说还重要吗？

CZ：

金钱当然还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一切。我觉得我当时已经足够成熟，能够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它了。首先，我已经 40 多岁了，不再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不会想着买兰博基尼或者参加奢华派对，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而且我的性格也比较稳定，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过于兴奋。此外，不是想炫耀，但我从一个刚刚达到财务自由的人，突然变成了《福布斯》封面上的人物。

我看了看我的钱包，发现什么都没有变，即使上了《福布斯》的封面，对我的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变。但后来人们告诉我：“你现在可能是亿万富翁了。” 我当时想：“真的吗？我真的是亿万富翁吗？感觉并不是这样。”  

就像我们从中国搬到日本的时候，我还订了一个红眼航班的经济舱。然后何一建议说：“也许我们应该升级到商务舱，这样可以躺下来休息。” 我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建议，所以我们就升级了，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

当你逐步赚到更多钱的时候，比如从 100 万美元到 1000 万美元，你可能会想买豪车；从 1000 万到 1 亿美元，你可能会想买游艇；而当你一下子从普通的生活跳到《福布斯》的封面时，你没有经历那种逐步的过程，自然也就没有养成那些消费习惯。  

Chamath：那现在呢？现在，根据市场波动，你可能是十亿富翁，甚至百亿富翁。对你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CZ：

对我来说意义并不大。我觉得金钱有两个作用，第一你需要照顾好自己，比如食物和住所，这其实只需要很少的钱。我没有过奢华的生活，但我觉得我的生活很舒适。 比如我的房子，客厅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漏水，因为房子太旧了，但这个房子对我来说大小刚刚好，能满足我的需求。很多人以为我住在非常豪华的房子里，但其实我住的是一个大小适中的房子，能容纳我的家人。它不是豪宅，而是一个三手或者四手的旧房子，但位置很好，功能也很实用。

我是一个注重功能的人，只要东西能用，我就满意了。我不在乎它是否华丽，不在乎它的风格、颜色，也不在乎它是不是镀金的。只要它能解决问题，我就觉得可以了。  

Chamath：CZ，你会感到不安吗？你有没有过不自信的时候？

CZ：

其实并不多，我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如何去应对它们。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其他人的情绪可能会大起大落，比如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又悲伤，而我的情绪波动虽然也有起伏，但幅度很小，相比之下更平稳。  

没有人真正想听你如何努力工作，他们只想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评价你，比如说：“哇，看看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如果你一直在忙碌，根本没有时间享受这些，别人是无法理解你所付出的。  

Chamath：你觉得自己有一段时间对增长上瘾了吗？

CZ：

我不会说我对增长上瘾了，但我确实对工作上瘾了，工作本身非常令人满足，也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基本上每天要开 20 多个会议，包括安排好的电话会议、面对面的会议，还有一些临时的事情，此外我还需要在 Twitter 上回复用户的消息等等。

不过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很难用语言形容，它并不是来自金钱，也不是因为公司增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日活跃用户数 （DAU）。我认为只要你能够持续帮助和服务更多的用户，你就能为他们创造价值。我相信，一个产品的价值体现在人们是否愿意使用它。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使用它，即使你的收入是零，这个产品也是有价值的。

这一直是我的理念。当然你可以优化短期的收入和利润，但那可能会牺牲长期的增长。我相信从长远来看如果有大量的人使用你的平台，你就能为自己和用户创造价值。人们之所以选择使用你的平台，是因为他们觉得使用你的平台能带来价值，所以这就是我的核心目标。  

此外，知道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使用我们的平台，我觉得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如果用户愿意支付手续费，那是因为我们一定为他们提供了更高的价值。  

Chamath：每日活跃用户数 （DAU） 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它也有双刃剑的一面，因为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恶意行为者。你第一次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问题，并且需要认真对待是什么时候？

CZ：

我记得非常清楚，大概是 2018 年的元旦，那时候我们刚刚成立五六个月，但 Binance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了。在 2017 年的12 月 31 日左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官员联系了我。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希望我们协助追踪一些黑客的资金流动，这些资金可能是从 2017 年 EtherDelta 被黑事件中盗取的，EtherDelta 是当时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后来因为黑客攻击而关闭了。  

这位美国政府的官员发邮件给我们时，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的团队里也没有人有和执法机构打交道的经验，所以我召集了几个人开了个小会，讨论该怎么帮助这位官员。首先，我们核实了他的身份，确认他确实是执法机构的人。然后，我们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信息，他后来对我们表示了感谢。  

我还问他：“你能不能推荐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与执法机构打交道的专业人士？” 他确实推荐了一个人，但那个人在美国，而我们当时没有美国实体，所以无法雇用他，最终这件事就搁置了。但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有与执法机构合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加入团队，我们最终雇佣了更多有相关经验的人。  

我可能在法律上有一些限制，不能详细讨论认罪协议等内容。不过，总体来说，我只能说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是相当敌视的，他们甚至公开宣布对加密货币开战。 所以现在看到新一届政府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我觉得这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当然我不会去责怪上一届政府，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对加密货币的了解不够。  

Chamath：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对加密货币如此敌视？

CZ：

我觉得这主要是对新事物的恐惧。我想他们可能在脑海中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破坏现有的金融系统，而且这些行业可能也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游说，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可能让他们产生了一些偏见，这是人类的天性。

FTX 故事：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始末

Chamath：后来你开始看到一些其他人也开始崭露头角，比如 SBF 和 FTX 开始快速崛起。和我聊聊吧，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因为你后来还持有了他们不少的股权。

CZ：

是的，我们确实投资了 FTX，但只持有 20% 的股权，而且我们只持有了一年就退出了。我第一次见到 SBF 是在 2019 年 1 月，在 Binance 在新加坡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我记得当时 FTX 还没有成立，SBF 还在经营 Alameda。他们在新加坡圣淘沙的水族馆里举办了一场派对，甚至安排了潜水员在鱼缸里举着写有“Alameda”等字样的标志。他们是 Binance 的 VIP 客户，也是一个大交易商，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很友好。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几个月后他们来找我们，说想启动一个期货交易平台。他们提议合作建立一个期货平台，类似于一个合资企业。他们提议按 60-40 的比例分成，对我们有利。当时我想过反驳，因为我们有所有的用户，而他们当时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拒绝了。  

Chamath：他们当时是你们流动性池中的重要部分吗？

CZ：

也不是特别重要。他们是一个大交易商，但 Binance 本身也刚刚起步。他们在我们平台上活跃的时间也不长，大概只有六个月到一年。  

后来，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带着更好的提议又来了，但我们还是拒绝了。到了 11 月，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提议。那时 FTX 已经上线，并且积累了一些交易量。他们提出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给我们 20% 的股权，同时进行代币互换，用 BNB 换 FTT，我们得到了初始的一些 FTT 代币。当时 BNB 的流动性更高，而 FTT 的流动性较低，我们最终达成了这笔交易。  

但几乎在交易完成后不久，我就开始听到一些朋友说 SBF 在美国的华盛顿圈子里对我们说坏话。我觉得很无奈。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让人不快的事情，比如用五倍的薪水挖走我们负责 VIP 客户的客户经理，这些人掌握着我们的 VIP 数据库。然后，这些员工刚到他们公司，我们的 VIP 客户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在 FTX 可以拿到更好的费率。我给 SBF 打电话说：“能不能别再这样了？我们可是你们的股东啊。” 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又邀请我一起参加加密货币活动做一对一的访谈。我同意了，因为作为投资者，我也希望帮助推广 FTX。我其实希望行业里有多家成功的交易所，这样我们 Binance 就不会总是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断听到他们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或者做一些其他不太友好的事情。  

大概一年后，也就是 2021 年初，他们声称正在以 320 亿美元的估值筹集资金，根据我们的投资条款，我们对他们的后续融资有否决权。如果想阻止他们，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我并不想用这个权利来阻碍他们的发展。所以我们决定退出，和他们公平竞争。我们最终达成了协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交易是在 2021 年 7 月完成的，转让也在那时候完成。  

Chamath：那是在他们爆发问题之前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有传言说，他们的问题是在你们出售股份后才开始的，而且和你们的退出有关。

CZ：

是的，那完全不是真的。而且由于业务的竞争性，即使我们是股东，我从来没有向 FTX 索要过财务报表，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投资者。当我投资时，我不会参与他们的业务，而且我们之间本身也有一些竞争关系，比如我们有期货平台，他们也有期货平台。所以我尽量保持距离，让他们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Chamath：关于 FTX 的崩盘，人们讨论最多的有两点。第一是赔偿方式对一些 FTX 用户来说并不理想，尤其是那些存款在平台上的用户。第二是关于一些投资的价值在事后变得一文不值。你怎么看待这一切？这些事情对整个行业有什么启示吗？

CZ：

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不同的说法，为了透明起见，我要说明，目前我们和 FTX 的遗产管理方之间还有一场正在进行的诉讼。他们试图追回我们在一年半前退出时获得的一些资金，所以我可能不能说太多。不过，我确实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有些中国用户不符合赔偿资格等等。但根据我读到的内容，由于加密货币价格的上涨，现在以美元计算，资金总量是足够的。虽然如果用户当时持有的是加密货币，可能现在会得到更多。

面对拜登政府的反加密货币政策与司法部调查

Chamath：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Binance 的事情变得复杂的？

CZ：

对我来说，复杂的事情开始于他们向我们索要信息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一些信息请求，而我们一直都很配合。这大概是在 2021 年到 2022 年期间。到了 2022 年底，他们的态度变得更为敌对。然后在 2023 年初，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加明确——要么我们达成某种协议，要么他们会起诉我们，事情就变成了谈判。  

Chamath：那你是怎么应对的？会不会觉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比如，当你参加会议时，律师或者其他人告诉你：“CZ，我觉得可能会有起诉。” 那种会议是怎么样的？

CZ：

首先，我没有法律背景，所以我必须依赖别人的建议。这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其实，没有人会有这样的经验。经历过一次的人也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对吧？所以，作为被调查的一方，基本上没有人有经验。  

我们雇了一群律师，他们都很优秀，但协调他们其实非常复杂。请来的律师可能来自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专业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都想表现得自己是最聪明、最重要的那一个。他们花费的时间越多，收费也就越高。我并不是说他们不专业或不道德，他们确实想把事情做到最好，但问题是他们会提出各种不同的方向，导致我们被拖入各种复杂的讨论中。  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麻烦的部分。如果有人能直接告诉我需要关注什么那会简单得多，但我们的法律团队还很年轻，缺乏处理这种复杂问题的经验，所以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我们团队在那个时候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了，我自己在 2023 年的时候主要在迪拜和阿布扎比之间来回奔波，所以那段时间真的非常有压力，但我应对压力的方法是分析最好的和最坏的情况。我会问团队：“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比如说，“好吧，我们支付一笔罚款，达成延缓起诉协议 （DPA），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可能会把我送进监狱。

Chamath：但那真的是最坏的情况吗？因为当时看起来，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缓刑。

CZ：

确实如此。在我之前，没有人真的因为类似的事情被送进监狱，但他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还有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无法达成协议，就只能选择抗争。这样的话我可能会留在阿联酋，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现在我已经是阿联酋的公民了，几乎不可能被引渡，但这样的话我的旅行会受到很大限制。即使去一个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也可能面临一些风险，因为这些国家之间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这种生活会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

这会制造很多麻烦，也可能给阿联酋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不想给那些给予我公民身份的人带来麻烦，我不想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但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他们起诉你，把你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名单，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Chamath：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CZ：

谈判过程非常漫长，基本上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名律师进行电话会议，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们和拜登政府的司法部 （DOJ） 之间来回拉锯了一年多，我从律师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对一个案件如此敌对。”

Chamath：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会逐渐对这些事情感到麻木了？还是说你会一直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觉得“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会不会感到怨恨，还是说你是以其他方式来应对的？

CZ：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几个阶段特别难熬。在谈判中，有一些关键时刻，我们只能说不，比如说，他们提出了一些条件，我们无法接受，而他们又不愿意让步。

然后会有几周的时间过去，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种炼狱般的状态。你随时可能被起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决定。在这几周里，我会不断地心理建设，比如：“我可能哪都不能去了。我可能必须习惯只待在一个国家，过上非常小心的生活。也许在某个边境口岸，会有一个未公开的起诉令等着我。”  

有趣的是，过了两周后，他们又回来找我们，说我们可以继续谈判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谈判策略。对于我或者任何处于我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种沉默和拖延是一种心理战术。

对于被调查的人来说，这种事情一生可能只会经历一次所以没有经验，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日常工作。这关系到你的生活，因为可能有一个密封的红色通缉令等着你，而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他们知道如何通过心理战来施压，他们很清楚，两周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如果时间更长，你可能真的会习惯这种状态。所以他们不会让你在这种状态下待太久。

Chamath：那你是怎么让自己最终同意达成协议的？

CZ：

经过多轮谈判后，我们基本上达成了一项协议，承认我违反了《银行保密法》（Banking Secrecy Act） 中的一项规定，也就是未能按要求完成注册。这是一项联邦犯罪，确实性质很严重，但历史上从未有人因为违反这项规定而被判入狱。

Chamath：这个指控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那它和美国媒体中所描述的，比如洗钱、协助犯罪、没有进行 KYC 和反洗钱 （AML） 措施等，究竟有什么关系？媒体的认知和实际指控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吗，还是有很大的出入？

CZ：

当然，我可以试着解释一下我的理解。不过首先我需要声明，我并不是律师，所以以下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可能会存在偏差。

首先，最基础的指控是违反了《银行保密法》（Banking Secrecy Act），具体来说就是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注册。简单来说，我们在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时，并未在美国注册为金融服务公司。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但这个问题与用户是否从事了任何不法行为无关。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没有向美国相关机构注册，以表明我们有资格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关于我们 KYC（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和 AML（反洗钱，Anti-Money Laundering）程序的指控。他们认为我们的 KYC 和 AML 程序不够完善。很多人可能以为 KYC 和 AML 是非黑即白的事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涉及到你在实施这些程序时的深度，比如所使用的系统、操作流程、人员配置等许多细节。

更严重的指控是，他们可能会质疑我们是否“明知并协助了不法交易”。举例来说，可能因为我们的 AML 程序不够完善，未能识别出某些不法行为者的交易，但这与“明知道这些交易是非法的却仍然促成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更高一级的指控则是个人直接参与了这些非法交易，比如早期加密货币行业中，Charlie Shrem 协助 Silk Road 的 Ross 处理非法交易的案例。而我个人从未直接参与过任何交易，这既不是我的工作职责，我也绝不会去做。

最终，他们对 Binance 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未完成注册；第二，KYC 和 AML 程序存在不足。通常来说，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来解决的。根据历史记录，在没有其他附加罪名的情况下，美国从未有人因为这些单一的指控而被判入狱。

然而，政府还试图对我增加两项额外的指控，他们称之为“增强指控 （enhancements）”，也就是第三和第四项。这些指控声称我个人协助了某些不法行为，但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他们试图通过公司的一些行为间接地将责任转移到我个人身上。

Chamath：他们能具体指出某些交易或者其他的事情吗？

CZ：

没有，他们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因此这两项“增强指控”最终被法庭直接驳回了。在我前往美国之前，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将在法庭上对这些指控进行辩护。而且根据我当时的理解，从未有人因为类似的指控而被判入狱。

在历史上，因类似问题受到最严厉惩罚的人是 BitMEX 的联合创始人 Arthur Hayes。他因 BitMEX 的合规问题被判处了六个月的居家监禁，当我研究他的案件时，我发现他与客户有更多直接的互动，而在 Binance，我的角色几乎没有涉及直接与客户的接触。我主要是在 Twitter 上与用户互动，但并不参与 Binance 的后台操作流程。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情况相对有利，基于这些原因，我相信我们选择的解决方案是最好的。

Chamath：所以你同意了这些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就第三和第四层指控进行辩论。然后你来到美国，进入法庭，开始这个过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CZ：

首先，第一天我前往法庭认罪。在这之前，认罪协议已经经过了许多律师的反复讨论和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前往法庭，正式开始程序。

法庭程序的第一步是认罪。法官会逐条询问每一段协议内容，比如：“你是否理解这段内容？这一段呢？还有这一段？” 我只需要逐一回答“是，是，是”。由于这些内容此前已经被律师们反复审核过，可以说整个协议已经被“过度法律化”了。接下来，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指控本身，而是我的保释条件。

我的律师认为，我应该被允许返回阿联酋，等待三个月后的判决，但政府担心我可能不会如期返回，因此希望我留在美国。不过，他们也承认我对社会没有任何威胁，因此不会限制我在美国的行动。

最终，第一位负责此案的治安法官裁定我可以离开美国，回到阿联酋等待判决，这对我来说本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然而，政府对这一决定提出了上诉。我的律师告诉我，他在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有人对保释条件提出上诉。他还补充道：“这样的行为只会惹恼法庭，可能对你反而有利。”

然而，两周后，法院裁定政府胜诉，我被要求留在美国，无法返回阿联酋。因此，我不得不离开家人，在美国滞留三个月。虽然我在美国境内可以自由活动，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被困在这里，无法回家。幸运的是，我的姐姐在美国有一处房子，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为了调整心态，我开始四处旅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三个月后，政府再次要求延长我的滞留时间，又增加了三个月的等待期。

Chamath：那时候你的孩子们有来看过你吗？

CZ：

没有，我没有让他们来看我。实际上，那一年我都没有见到他们。随后，政府又提出了再延长三个月的请求。最终，我的法庭日期被定在了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那之前的一周，双方需要提交最终的请求文件。

让我震惊的是，政府在请求文件中要求判我 36 个月的刑期，这已经是量刑指南上限的两倍。法庭甚至表示，他们从未见过政府要求法庭无视量刑指南的案例，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是在开庭前一周得知政府的请求内容的，因为他们需要提前提交书面请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非常沉重。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的律师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之前他们还告诉我，我可能会被允许回家，但后来却改口说，法官可能会在政府的请求和我们的请求之间选择一个折中方案。政府要求判我 36 个月，而我们则请求判缓刑。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就在我被判刑的前五天，也就是 4 月 25 日，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在电视上公开表态，宣布对加密货币“宣战”。而我的判决日就在五天后。她还向司法部递交了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到了一些与我相关的内容，但大部分信息其实并不准确。这无疑让我感到更加紧张。

终于到了 4 月 30 日，我的判决日。法官在法庭上说了很多关于我的好话，这些话我后来都收录在了我的书里。然而，就在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时，法官突然说道：“但是……”，听到这个词，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知道这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判决当天，律师们仍然在法庭上争论刑罚的内容。幸运的是，法院驳回了政府提出的两项“增强指控”。我的律师辩称，我从未直接处理过任何交易，也对相关的事情并不知情。因此，法庭直接否定了第三和第四层指控。

最终，法官作出了判决：四个月的刑期。

联邦监狱的生活

Chamath：你是怎么应对的？

CZ：

一开始真的很难熬，这不仅仅是四个月的刑期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会不会安全”的问题。如果有人能明确告诉我：“你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待四个月，而且绝对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那我会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接受，但让我感到最不安的，是未知和不确定性。

尤其是在判决之后，一些主流媒体开始高调报道，说我可能是历史上进入美国监狱的最富有的人。我的律师和监狱顾问对此非常担忧，他们告诉我，由于这些报道，我在监狱里很可能会成为勒索的主要目标。他们明确表示，我的安全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威胁。我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进去之后什么都没有，我该怎么保护自己？”

为了应对这些担忧，我联系了很多人，包括一些专业的监狱顾问。这个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顾问通常是一些前狱警、前典狱长，或者曾经服过刑的前囚犯。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像我这样的新人提前了解监狱的生活，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保护自己，甚至如何避免冲突。

这些顾问告诉我，由于我的案件备受关注，我很可能会成为被勒索的目标。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比如在监狱里尽量不要交朋友，尤其是第一天如果有人对你特别友好，不要接受他们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可能以后会要求你十倍地偿还。而如果你拒绝或无法偿还，他们可能会对你采取暴力手段，比如直接对你动手甚至伤害你。

这些建议确实让我有所准备，但最终无论有多难，你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我在美国监狱里学到了一些事情。首先，美国的监狱系统非常庞大，大约有 200 万人被关押在监狱中。美国政府每年在监狱上的花费甚至比在教育上的花费还要多。这说明美国的监狱人口有多么巨大。  

此外，美国有 50 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监狱系统，还有州立监狱和联邦监狱。每个监狱就像一个小城市，我所在的监狱有 2200 名囚犯，真的像一个小城市一样，每个监狱都有自己的规则。虽然我在进去之前得到了很多建议，但很多建议其实并不适用。

Chamath：你是在 4 月 30 日被判刑的，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服刑？

CZ：

当你被判刑时，你并不会立即知道自己会被送到哪所监狱。法庭会推荐两所监狱作为选项，然后你会收到一封信，通知你具体的报道日期。在我的情况下，法官裁定我不需要接受任何监管，这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情况，所以我不需要被戴上手铐带走，也不需要被关押。我只需要等待一封信寄到我姐姐的住址，这是我在法庭上登记的地址。

实际上司法部曾要求立即将我戴上手铐带走。我怀疑他们是想拍一张我被捕的照片，用作宣传。但法官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表示：“他不是危险分子，也没有逃跑风险，我不会这么做。” 法官甚至特别补充了一句，说我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监管。后来我了解到，这种裁定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法律条款。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服刑结束后，我没有缓刑或假释的要求，也不需要接受任何后续监管。

Chamath：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怎么样？有没有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

CZ：

幸运的是，入狱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但是这段经历本身就已经很糟糕了，我至少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也没有参与打架，更没有真的被勒索。

在进入监狱之前，我的监狱顾问给了我很多建议，比如尽量不要加入任何帮派，保持独立，低调行事。然而，就在我刚走进监狱大门时，一名狱警对我说：“你可能需要一些保护。我听说太平洋岛民在招人，你可能想加入他们。” 这是我刚进门时听到的第一句话，让我非常紧张。

监狱的第一天非常忙碌，他们会带你经历一系列的流程，他们会对你进行非常彻底的搜查，然后将你分配到一个单元。我被分配到的单元里有大约 200 名犯人，牢房分为三排，每排 20 个牢房，两两相对，共三层楼。底层是一个公共区域，供犯人活动。当你第一次走进牢房时，几乎所有囚犯都会盯着你看，其中很多人都是肌肉发达的壮汉，这种场景让我感到非常紧张。监狱会按照种族来组织囚犯，也就是根据你的族裔分组。如果你是中国人，他们会把你分到中国人的组里；如果你是白人，你会和白人一组；黑人和黑人一组；墨西哥人和西班牙裔会被分到一组。这种分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少了冲突。因为从文化和习惯上来说，你更容易和同种族的人相处。监狱的管理人员甚至鼓励这种种族分组，因为这可以有效地降低冲突和打架的概率。

一旦你被分到一个组，如果你和其他组的人有问题，会有一个代表出面调解。每个组都有一个代表，类似于工会代表，他们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所以监狱里其实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体系，但我当时对这些一无所知。  刚进去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像亚裔混血的家伙走过来对我说欢迎加入我们的组。我当时心想：“我该和他握手吗？还是不要？我是不是加入了某个帮派？”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家伙是菲律宾和德国的混血儿。因为监狱里的亚洲人很少，所以他们把所有看起来像亚洲人的人分到同一个组里。

其实，我本应该被送到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Minimum-Security Prison），那里的囚犯主要是犯了经济类罪行的人。但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把我送到了低度安全的监狱（Low-Security Prison），这里的囚犯大多是因为毒品犯罪而入狱的，这真是一段特别的经历。

Chamath：你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CZ：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好好洗了个澡，然后吃了一顿美味的饭。在监狱里，淋浴间非常小，几乎就像一个封闭的盒子，淋浴间的门设计得像西部牛仔酒吧那种门，只能遮住中间的部分，头和腿都是露在外面的，而且空间非常狭窄。

所以，当我第一次出狱后，能够在一个宽敞的淋浴间里洗澡，不用碰到墙壁时，我感到这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还有食物的问题。在监狱里，水果非常稀缺，优质蛋白几乎没有。当我出狱后，看到一盘摆满水果的餐桌时，我心里想：“天啊，这简直是几个月没见过的奢侈品。”

Chamath：那你是立刻回到了阿联酋吗？

CZ：

是的，离开监狱后，从走出监狱大门到登上飞机飞离美国，大概只花了 26 分钟。

Chamath：

那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觉得：“我能理解他们的立场，至少在某些指控上我觉得有道理。” 还是你觉得这完全是一场不公正的迫害？

CZ：

关于认罪协议和相关内容，我有一些法律上的限制，不能透露太多，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我当时只想让这一切快点结束。

你要知道，我刚出狱的时候还是拜登政府执政，选举还没有发生。谁会赢得选举还不确定，美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也不确定。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政策继续下去，美国可能还是会采取反加密货币的政策。无论如何我们只能尽力去适应并生存下去。

Chamath：那么当你回到阿联酋后，你是否接受了不能再管理 Binance 的事实？因为这是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对吧？

CZ：

我接受了这个事实，辞去 Binance 的管理职位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当时甚至哭了。这次辞职让我感到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对 Binance 有着深厚的感情，毕竟这是我一手创立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公司；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这是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如果是我自己主动辞职，可能会有人说：“这个人撑不住了。” 但现在是因为我被法律限制，不能再管理 Binance，这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后来我想通了，我的人生中还有很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

Chamath：申请赦免的过程是怎样的？你为此做了什么？赦免的意义是什么？

CZ：

关于赦免，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流程，甚至可以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的具体操作方式。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你需要找一位律师，帮助你起草一份请愿书。在这份请愿书中，你需要详细说明为什么你应该被赦免，例如你是否受到了过度的起诉，或者你是否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人。

赦免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完全抹去你之前的法律记录，让你重新回归普通人的身份。至于被赦免的理由，其实可以是任何事情，这完全取决于总统如何看待你的请愿书。

根据我的理解，美国宪法赋予总统赦免权，但并没有详细规定具体的操作流程。总统在行使这个权力时，往往会受到社会氛围和个人判断的影响。比如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总统都会选择在任期的最后一天进行赦免，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不过，拜登总统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做法。他不仅在任期中间赦免了一些人，还首次引入了“预赦免”的概念。所谓“预赦免”，是指在相关司法程序完成之前就提前赦免某人。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甚至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了某种形式的预赦免，这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总的来说，我了解到的赦免流程是这样的：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赦免。你需要提交一份请愿书，然后耐心等待结果，这个过程通常没有明确的时间表，结果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生。

Chamath：有些人可能会猜测，你为了获得赦免做了什么。你想对这些猜测做出回应吗？

CZ：

其实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赦免，Binance 很难以正规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因为我是 Binance 和 Binance US 的最终受益所有人。如果没有赦免，Binance 在美国的业务会受到很大限制。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想成为全球加密货币的中心，就不可能忽视像 Binance 这样的重要市场参与者。毕竟，美国也不能让自己的公民失去接触全球最大加密货币流动性池的机会。此外，Binance 还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之一，在行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我猜测可能是总统对加密货币持支持态度，这才促成了这次赦免。

总统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比如被银行拒绝服务 （debanking），甚至面临 34 项刑事指控。我还记得在监狱里通过电视看到他被起诉的新闻，其中一项指控是他把一些文件带到浴室阅读。

我想，正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能对我的处境产生了一些同情。他或许也很清楚，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在处理这些案件时有多么激进。这种同情心，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获得赦免。

离开币安后的新生活与创业冒险

Chamath：现在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

CZ：

其实我现在还是挺忙的，我在运营 Giggle Academy，这是一个免费的教育平台，我也为很多政府提供咨询，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加密货币监管政策。同时，我也参与投资，主要是区块链、AI 和生物科技领域。

这些是 Binance 之外的项目，是 YZi Labs 的一部分。此外，我还会指导和辅导一些 BNB Chain 生态系统中的创业者。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让我一直很忙。  

Chamath：能和我说说 Giggle Academy 吗？

CZ：

我一直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所有的教育内容数字化，而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亿成年人是文盲，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另外，还有大约 5 亿孩子没有上学。加起来大概有 12 亿人没有接受教育，占全球人口的 12% 到 13%。  

这些人主要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学校资源极其匮乏，或者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学费，而且即使有学校，教育质量也不高。学校的教学模式往往会把学生的表现“平均化”，无法因材施教。  

Giggle Academy 是一个手机或平板上的应用程序。我相信，通过游戏化设计、人类心理学的研究以及 AI 技术，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提供所有的教育内容，而且完全免费。我的目标是解决教育的可及性问题，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教育资源，当然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提高教育质量。  

Chamath：你对 Giggle 的设想中会有学校的存在吗？

CZ：

我并不想做学校。我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一个应用程序学习。这个软件非常注重奖励机制，比如通过徽章来激励学习。  

Chamath：当我听到这个项目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徽章是否可以和代币化、奖励机制以及支付系统挂钩？这是我的联想，还是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CZ：

我对此思考了很久，但我决定不会在 Giggle Academy 上发行代币。如果发行代币，我们可以实现“学以致赚 （Learn-to-Earn）”的模式，用代币激励学生学习和老师制作内容，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但我不想发行代币的原因是我自己。如果 Giggle 发行了代币，所有人都会想买这个代币，平台上的人可能不再是真正的孩子，而是一些“矿工”在挖代币。我希望 Giggle 是一个真正免费的教育平台，而不是一个以代币为中心的加密项目。如果引入代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代币吸引，而不是教育本身。  

Chamath：所以你的目标是通过自筹资金来支持这个项目，并持续推动它的发展？

CZ：

是的，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社区项目捐赠了大约 1200 万美元，而我到目前为止只在这个项目上花了 300 到 400 万美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这个项目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资金盈余。  

其实，把钱用在有积极影响的地方是很难的，想要让资金真正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计划是，只要有需要我会一直资助这个项目，直到实现目标：通过一个游戏化、吸引人的方式，完全数字化地提供教育。

Chamath：你提到 AI 是你生活中的第三个重要支柱，你也看到了它带来的巨大浪潮，对吧？

AI 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当你深入研究嵌入 （embeddings） 和嵌入层时，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机器可读的语言，而不是英语。这种语言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非常适合 AI 智能体 （AI Agents）。智能体可以在这种语言中操作、解码、查询，从而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智能体也可以成为商业活动的参与者，它们需要支付系统。

我记得你曾说过，在不久的将来，加密货币可能会成为智能体最大的用户。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你的这个愿景？

CZ：

是的，我觉得这个愿景其实非常清晰。正如你所说，我相信很快每个人都会在后台拥有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的智能体为我们工作，而这些智能体会不断进行交易和资金转移。

智能体的交易频率和交易量将远远超过人类，它们不会使用传统的银行系统，因为银行无法处理智能体的开户、反洗钱 （AML） 或客户身份识别 （KYC），这些流程对于智能体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此外，智能体的交易速度和规模会远超传统的支付网络，传统银行系统可能根本无法支持这样的交易需求。

智能体在投资和交易领域也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现在如果你想在 Binance 上交易，你需要打开应用程序，查看图表，手动输入价格，然后点击买入或卖出按钮。但未来，你只需要告诉智能体：“把我 10% 的稳定币 （Stablecoin） 转换成 BNB。” 智能体会根据你的资产规模自动选择最佳策略。如果金额较大，它会分阶段完成；如果金额较小，它可能会直接用市价订单完成。这些事情会在后台自动完成，而我们只需要设定目标。  

Chamath：你觉得现在有哪些加密货币项目可能适合智能体使用？

CZ：

你是说理论上智能体可以使用的加密货币吗？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不想做过多的推测，也不想具体提到某些项目的名字，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代币价格波动。但我知道，目前有不少人在研究这个领域，尤其是最近关于 AI 智能体和社交网络的结合，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实现这个目标。

Chamath：对我来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比特币的极端支持者 （Bitcoin Maximalist），我会说不是。尽管我很早就接触了比特币，但我认为它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缺乏可互换性，这对实现大规模应用是个障碍；二是缺乏隐私功能。我认为隐私问题可能是限制比特币普及的最大因素之一。

你觉得隐私在加密货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CZ：

我认为隐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需求，但正如你所说，比特币和大多数加密货币目前确实缺乏足够的隐私功能。当比特币被设计出来时，它被认为是“伪匿名的 （pseudo-anonymous）”，但实际上，区块链上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和追踪这些交易的记录，尤其是现在有了带有 KYC 功能的中心化交易所，这让追踪变得更加容易。  

Chamath：

没错，而且人们总是用同样的论点来反对隐私：有人可能会利用加密货币进行非法活动。我承认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用它来做一些普通的事情，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不应该受到外界的评判。相比之下，美元是完全可互换的，它具有完全的匿名性，我们根本不知道手里的美元在之前被用来做过什么。  

CZ：

是的，实际上有一些场景中，隐私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如果你预订了一家酒店，而别人通过区块链知道了这家酒店的收款地址，他们就可以推测出你会住在那里。这对你的个人安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会随意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家庭地址，在一些国家公开别人的家庭住址甚至是违法的，所以隐私确实有非常实际的应用场景，然而目前比特币和大多数加密货币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隐私保护功能。  

当然，也有一个反对的观点：执法部门希望能够追踪犯罪分子。但实际上，即使没有隐私功能，追踪犯罪分子也是可以做到的。我支持打击犯罪，但我们仍然需要解决隐私的基本问题。  

我认为，在未来，我们整个行业需要找到方法来改进隐私功能。目前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个问题，虽然确实有一些专注于隐私的加密货币项目，但它们的市值和规模都很小，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  

Chamath：你写书的进展如何？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抒发情感，还是为了表达某种观点，或者是为了讲述你的故事？

CZ：

其实都有一点。这本书的起点很简单——我当时在监狱里很无聊，所以就开始写书。当时只是为了让自己忙起来，不想总是和其他人聊天，我用一个非常简陋的终端打字，然后把内容发给我的助理。  

等我出狱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写了不少内容了，于是觉得如果再花点时间，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一本书。不过，编辑一本书真的非常耗时，每次修改都需要两到三周，因为这本书现在大概有 95,000 字，差不多 300 页，而且我还在同时编辑英文版和中文版，这让整个过程变得更长了。

至于写这本书的目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想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我觉得外界对我有很多误解，包括对我个人、对 Binance，甚至对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误解。

关于加密货币的负面报道很多，关于 Binance 和我的负面报道也不少。甚至还有一些关于特朗普和共和党的负面报道。当然，这些内容在我的书里不会太多提及，我只是想通过这本书，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是谁，以及从我的角度来看，Binance 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Chamath：你认为这对你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故事吗？

CZ：

我想是的，他们当然更多站在我这边。他们知道很多媒体的报道并不完全属实，但坦白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向他们逐一解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细节，虽然这本书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内容，但我尽量把能说的都写进去了。

Chamath：你对你的孩子有什么期望？

CZ：

我希望他们能够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无论他们如何定义幸福。如果他们觉得做一个普通人就很开心，那对我来说很好；如果他们想创业，建立公司，那也很棒；如果他们想从事艺术创作，或者投身人道主义事业、慈善活动，那也很好。不管他们选择做什么，我都希望能支持他们。

Chamath：这和你父母对你的期望有多相似或者不同？

CZ：

其实很相似，我父母对我并没有施加什么压力。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父母对我说的很简单，也很“非典型中国式”。他们告诉我：“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 不要吸毒，不要犯罪，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这就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所有教育。

Chamath：

我们经常会把成功描绘成一种遥不可及的东西，好像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但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

CZ：

但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Chamath：

我一直认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时，时间会过得飞快，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去尝试，去学习新的东西，这种持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CZ：

当然，我知道自己并不是超级聪明的人，但我也明白成功并不需要你成为天才。成功更多取决于其他因素，这些都会对成功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运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改变周围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我的建议是，每天稍微努力一点点就好，不需要逼自己太紧，因为那样会让你筋疲力尽，反而无法坚持下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很重要，要确保这种状态是可以长期维持的。如果你能这样坚持 30 年，再加上一点点运气，你很可能会取得相对的成功。也许你不会成为亿万富翁，但你一定能过上相对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

Chamath：你觉得是否有必要打破一种神话，也就是“成为亿万富翁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

CZ：

钱就是钱。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张蜘蛛网图，金钱只是其中的一条线。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钱，更多的钱并不会让你更快乐。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是健康、家庭，以及那些让你感到满足的事情，这些内在的成就感，才是让人真正感到幸福的源泉，这些方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有时候你会赚得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但真正关键的是，你的健康状况如何？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你是否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你是不是在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你是否和你想要在一起的人共度时光？如果你的家人都健康，那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

此外，心理健康同样非常重要。如何管理压力，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很多人一味追求金钱，却往往牺牲了其他一切。他们工作得非常辛苦，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也难以抽出时间照顾自己的健康。等到 10 年或 20 年后，他们的身体可能已经被透支，健康大不如前，即使他们拥有了巨额财富，却已经没有精力去享受生活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感激不用再管理 Binance 了。过去管理 Binance 的那段时间，确实是一段非常愉快且充满成就感的经历，但同时也让我在其他方面有所忽视，比如个人生活和健康。我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把精力放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虽然我非常珍惜那段经历，但现在我感觉自己找到了更好的平衡点。